按：从年来到中国，一直到去世，美国人温德在中国待了六十余年。他是吴宓、闻一多、李约瑟、费正清的挚友，也是季羡林、杨绛、何兆武的老师。他亲历了中国北伐、抗日、内战和文革，但他并未变成“中国通”，反而在垂暮之年，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和幻觉。年，美国教授斯特恩到北京大学任教，见到了温德。他易怒、焦躁、虚弱，常常问身边的人：“中国人怎么看我?”他们小心措辞：“毛泽东、周恩来都说你是好人”。但温德并不满意这个答案：“这些不过是人名”。他怀疑自己一生的价值。年，带着这些深不见底的自我怀疑和焦虑，已过百岁的老温德离开了世界。温德本书开始于１９８４年９月中旬我第一次拜访温德。我和家人当时刚到中国，我将在北大教一年课。王汝烨陪我去温德家，结果在温德家门口碰到他父亲王岷源。王岷源走过来，冲我们摇摇头。屋子里有人在咆哮，王汝烨进门查看情况，几分钟之后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了。只见温德庞大的躯体躺在一个小床上，靠着枕头，正朝佣人大叫，说她要害他性命。他绝望地说，如果我们是他的真朋友，那么最好动作快一点。等温德略微镇静，王汝烨帮他坐到轮椅里，我们一起到了他的小院子里，园圃久未打理，日近黄昏，日光照在身上暖暖的。我问温德，有什么可以为他做的。他回答说没有:以他现在的情况，我唯一能帮到他的，就是带他离开这里。以我当时的理解，温德是说两年前一次自行车事故后，九十七岁的他无法下地走路了。我当时哪能知道，“现在的情况”指涉的是如炼狱般的自我怀疑。外头变冷了，我们进屋。王汝烨扶温德上床，我则环视了一下室内。屋里堆满了东西，近乎脏乱，有一股药味和人的体味直钻鼻子。但各种稀奇别致的物件散落于各处，如同煊赫过去留下的遗迹。温德马上讲起了１９２１年他是如何离开美国的往事，思路清晰，口吻不容置疑。他开始讲的时候，用的是不怎么流利的中文，后来想起我在现场，便开始用英语讲。他说分析过自己为什么来中国，原因在于美国式的宗教信仰有问题。所谓有问题，并不是说美国人过于自诩有宗教信仰，而在于很多人根本没什么宗教信仰，只是天天谈论它。而中国人实际上是有信仰的，他们只是不放在嘴上说而已。温德在盛年时也许很少会自我怀疑，而如今他说希望将自己轻轻抹去。他的自我曾经无比引人注目，这种转变算不算是佛家里的顿悟?温德非常想知道，为什么大家现在会来看望他?他的生活可曾有一些意义?他告诉我，有个来看望他的人，说他是好人。温德问他，是谁告诉你我是好人的。对方语塞，只是以温德没有做坏事的能力勉强作答。“这个答案我是不满意的”，可能是想起了以前的恣意生活，温德摇了摇头。不过听到王岷源说，那个人对他评价极高，温德还是很高兴，也深感宽慰。但他还是心存疑虑。我为什么来看望他?我对他了解多少?我告诉温德，王岷源之子曾在我所任教的沃巴什学院读书，而我久仰他这位桃李满天下的大学者。温德面露微笑。王岷源在旁又补充说有多少多少知名作家、学者都曾经受温德影响，这位九旬老人的笑容也多了。但是，温德的自我怀疑深不见底，再多的赞扬都难将它化解。在与温德第一次见面时，他的回忆中似乎有着挥之不去的幻觉。我有时候很难区分何为回忆，何为幻觉。“里根访华时曾来过，依中国礼节，向我鞠躬，却未发一言。这是什么意思?”问题太突然，容不得我不回答，便只得告诉他，这说明美国向他表示敬意。有一些故事则是真实发生过的。解放前，外文系４６级的傅一因追求进步被列入黑名单，正遭国民党搜查。经进步教授张奚若的女儿张文英介绍躲在温德家中。“八·一九”当日①，有几个人来敲门，温德能看到来人穿的都是上好的皮鞋，断定他们是国民党特务。于是赶紧把她藏在卧室里的一个大衣柜里并上了锁。特务进屋要他开锁时，他推说钥匙丢了，这样躲过了军警特务的搜查。温德和他驯养的猴子于昆明温德满心欢喜地回忆起他的园艺生涯。有一次他说自己整天在想杂交花。他从德国买了一些金盏花，经由西伯利亚运到中国(此事可能在五十到六十年前)，将它们与中国的菊花杂交，结果开出各种颜色的花朵。他的厨子看出来温德极珍视这些花，便将其连根挖起卖与邻家主妇，放在盆里养。“放在花盆里养不活，都枯死了。”他只好重起炉灶，但再也未能杂交出第一次的变种。如今的园子里花花草草仍旧不少，包括几丛很平常的金盏花。园子已经好久没打理，大概从他两年前卧床开始，花草就只能自生自灭了。告别时，我们握了握手，温德请我以后再来看看他。当时，我就下定了决心，或者说已经被他“施了法”。我很想为他做点事，能做的恐怕只有将他的故事讲给世人听。我在出门的那一瞬，又转过身，看到他倚靠在一张小床上，憔悴虚弱，连连咳嗽，几乎不能动弹。他就像一条搁浅在岸边的大鱼，呼吸着最后的几口气。几周后，我又骑车到温德家。他还是纠结于自己算不算好人，并悲伤地给自己下定论:他做的每样事情都是得到别人赞许，而非为人世间做一些贡献(温德这席话，让我重新思考起他的自我怀疑。对自我的怀疑是不是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他做什么事，首先考虑的总是向别人证明自己，证明他自己是个好人)?他现在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吃的苦头，是为同性恋身份而遭到的报应。他觉得服侍他的王老太也遭到了报应，因为她以前做妓女，“每天都要接客”。三十年前，温德在半路上看到一伙人在打一个妓女，就把她救下来了，与之生活在一起。王老太经常受气。住在温德隔壁的蔡斯特(Zeisberger)教授告诉我，有一次温德在院子里追王老太，把自己摔得不轻。温德好像总是怒气一点就着，在神志不太清楚的时候就更是容易暴跳如雷。我该告辞了，镇静下来的温德问我这一趟来看他值不值得。我发自肺腑地请他放心，他听到这些话后破颜而笑。能给他带来宽慰，念及于此，我心里暖乎乎的。写这部温德传时，我经常想要围绕着最后的盖棺定论来构思全书，就好像有可能对曾经活生生的这个人做盖棺定论一样。温德有一次问我，我会写他的好还是写他的坏，我说会写他的好，他这样回道:“那样就不是真人真事了。”他懊恼自己给我讲的事情有时七零八落，“我的头脑已经碎了一地”。他常常把一些记忆碎片说给我听。比如，他谈到基本语计划:“有一天整个世界会操同一种语言”，这是瑞恰慈的梦想。瑞恰慈“是我一辈子认识的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位”。瑞恰慈相信，总有一天，想象力会东山再起，与理性并峙，正如威廉·布莱克所构想的那样，而只有中西方心灵更深入地交流才能将它实现。瑞恰慈像１９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一样，害怕分析理性最终会扼杀想象力，温德哀叹这一天已经到来:“人们太忙了，忙得丢掉了前人留下的珍宝。”而我用庞德的诗句“你最爱的必将留下”来安慰他，温德会心地笑了。生命临近终点时，他被困在身体的囹圄里，犹如受刑:“不能走路后，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能走，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边走一边看。现在我哪儿都去不了，什么也看不到。走不了路实在太可怜。”他特别怀念附近的“荷花池、水中浮游、花鸟和翠竹”。这些曾经散过的步有时与童年记忆混淆在一起。他回忆自己儿时在湖边散步，看到古文明的遗迹，仅留下残垣断壁。我想他可能说的是圆明园。我们夫妇曾带着五岁的女儿去过，女儿把那里当成游乐园，温德说自己“在那里爬上爬下，开心至极”。温德也经常回忆起哪些人对自己很好。著名翻译家戴乃迭(GladysYang)邀请他去家里吃饭，也经常来登门拜访。温德４０年代在美国淹留期间，有位女士问他为什么要回中国，温德回答说他想让这个世界变成更好的地方。她又问温德如何打发空闲时间，温德说自己每天读书。“你读多少书?”“一天一本。”等温德回到昆明，他收到一封电报，上写“一天一本”。从此，她真的每天寄来一本书!温德经常说自己不喜欢女人———可能是因为幼时生活在一屋子女人中间所致。“我的因果报应就是被困在这里，由一个女人掌握生杀予夺之权。”这是他经常的论调，就好像这间屋子是他的囚室，同性恋便是他的罪孽。更有甚者，这是一间几乎没有窗户的囚室。一天二十四小时，他只能这么躺着，“盯着电视或者不拘哪里有光的地方看。我已经时日无多”。温德和学生李赋宁李赋宁教授在去世前曾对我说过一番话，这番话也许能减轻温德的自我怀疑。李赋宁曾是温德的学生，１９４６年在温德的帮助下赴耶鲁大学留学。他说:“温德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希望你把这一形象刻画出来，并且突出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尤其是培养外语教师而做出的贡献，以及他反法西斯、拥护共产党的先进事迹。这些方面都值得我们致以最高敬意”。１９８５年７月１９日，再过四天我就要飞回美国了。我们一家三口吃早饭的时候，温德的厨子梁师傅过来邀请我去吃午饭。我便与他一同骑车前往。我俩蹬得飞快，因为天上马上要下雨了，梁师傅一路按铃，带着我从如织的行人间飞驰而过。天上竟然下起了太阳雨，强烈的阳光从茂密的树间直泄而下，照到温德家附近的荷花池的时候，荷花反射着光，几近半透明。王阿姨已经站在门口等我们了，笑意盈盈。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坐在屋外，在我走过时也冲我笑，就像艾略特四行诗里的那位似有深意的不祥之人。随后他竟然倏忽而去了。温德坐在一张椅子里打瞌睡。椅子的后背是用塑料线穿住的。他前面放着吃了半罐的酸奶，还有两包巧克力饼干。梁师傅把他叫醒，告诉他我是来道别的。温德看了一会儿梁师傅，两眼迷离，然后开始呵道:“我告诉他们把我的名字去掉。我来这里，从来就与政治无关。现在麻烦来了。我想让自己小到不被人注意。但变小以后，我就什么也不是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盯着一幅卷轴，上面有毛泽东的四字名言:“百花齐放。”然后陷入长长的沉默，又开始说道:隔离审查的时候，一共五个被审犯，其他四个紧张得不得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开始审我，我用法语说“一个年轻人从耶路撒冷去往杰里科，路遇劫匪，被弃于道。但他大难不死”。我什么也不想说，却又说了一大堆。说了一大堆，因为他们是劫匪，而年轻人操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话，讲的是他们不知道的圣经故事。突然，温德又想到了王阿姨。竹影在窗外的阳光里婆娑，但他指向竹影说，“她在那边开过妓院……谁心里有坏水，她一眼就能看出来。她给中国最坏心眼的人做帮手。”为了弄明白他在讲什么，我追问:“她给哪些人做帮手?”“主要是那些想从中牟利的大组织，还有一些单干的坏人。无人能逃过她的手心。可以和哪些人合伙干，可以为哪些人效劳，她心里一清二楚，至于他们为什么那么干，她不甚了解。中国人很奇怪，他们也不说自己帮谁做事，但他们总是在辛苦做事。”我深知，这些荒唐言藏着温德辛酸的过去，非我有限的知识和经历所能理解，但我已习惯于此。在中国待得越久，中国反而越神秘，越让人难以参透，我仿佛经受了一次缓慢而渐次加深的文化震撼。神志不清的老温德正是这其中的一部分。温德在北大朗润园我一边和温德聊天，一边吃端到面前来的丰盛午饭。有道菜是鸭肉(当时在北京很贵)，用茄子做配菜。还有一个青椒、黄瓜和西红柿做的沙拉。王阿姨又端进来一碗番茄汤，油光蹭亮，但非常美味。饭后水果是三大块西瓜，和梨罐头。这不是一顿中餐，而是一顿西餐，我用的是刀叉。温德一口未进。对于温德，我心里还是重重谜团，这将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我多么希望他能从病床上下来，再度回到健步如飞、思维清晰的六十岁。王阿姨不时打断我的沉思，让我“快吃，快吃”。我已经吃撑了，她就像我的犹太老乡那样直说“不好，饭菜不好，你肯定不爱吃”。我向她保证饭菜非常可口，她就又开始催促“多吃点，多吃点”，我甚至担心她会亲自把饭菜喂到我嘴里。饭后，我和温德又能开始交谈。这期间，王阿姨两次过来给他送人参蜂王浆，我告诉他这是好药，口感甜又能长力气。她把人参蜂王浆的小盖启开，倒进调羹，喂到温德口里。“你想要写一本关于中美心灵的书，促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中美人民会相互理解的，不管有没有这样一本书帮忙。”于是又回到那个反复出现的话题。“中国人怎么看我?”他希望我问问王阿姨。接下来的一幕变得有些超现实。“让他来翻译”，温德指着一边安安静静坐着的梁师傅。梁师傅不会英语呀!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温德每一烦扰，梁师傅就柔声跟他说话，握住温德的手，用另一只手轻抚他的背。王阿姨在另一个房间吃完饭之后，又走了进来。温德用中文问她这个问题。王阿姨回答后，温德给我翻译。我们的对话那么不动声色，就好像不是在演一出荒诞剧。“傅一、毛泽东、周恩来都说你是好人。”“这只不过都是些人名”，温德不以为然。我说，“不对。他们为你对中国的贡献而敬仰你、感激你。”他笑了。“你为什么怀疑自己?”他的眼睛湿润了。王阿姨又说了一句，温德给我翻译:“等你回美国以后，所有人都会知道温德的贡献。”王阿姨开始收拾屋子，我想把桌子往旁边挪一下，好让自己坐得离温德近一点。但她把我赶到一边，自己帮我搬椅子，她又端来了两杯水，不过我和温德都不想喝，她也就没坚持。离开之前，我问了温德最后一个问题。在我们聊天时，他多年前种下的竹丛一直在窗外风中摇曳，在这个清朗夏日里闪着金光。“在美国，种得了竹子吗?”温德很好奇。“竹子必须要有适合它的水土气候。这几株是我自己试着栽种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移植到美国。”“该怎么移栽?”“你取下一株竹笋。但种下之后，它不会长出来。竹笋在地底下都有侧株，所以取竹笋的时候要把它周围的土都尽量一起移栽，否则养不活。”仅有这一次，温德的思路井井有条。“还能再见到你吗?”我犹豫了。我还会在中国待三天，但是就让一切终止于此吧，否则很难画上句号。离开温德家，走向我的自行车，王阿姨跑过来帮我装包，还给我递来一个袋子，里面装满了梨罐头和巧克力华夫饼。梁师傅也过来，一定要帮我推车，最后我向他道别，在洒满阳光的路上飞驰，经过了荷花池，民主楼，一路直到外国人宿舍所在地———勺园。两年以后，北大邀请我参加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９日为温德举行的百年寿诞。当时，我所在的大学已经以温德的名义开设了一个奖学金项目，以资助中国学生，并正筹备亚洲研究学位培养计划。在北大的一年时光里，我爱上了未名湖，爱上了那里饱经摧残的老教授以及天才的学生们，以及勺园附近的砖墙，多少次，我牵着女儿安娜的手徜徉于合欢树下。温德一向希望自己活到１００岁，现在，虽然已经在捱日子，他终于胜利了。但是生日会却像一场噩梦。我到他家的时候，里面挤满了学校和教育部的要人，还有包括美国之音(ＶＯＡ)在内的中美各路媒体记者，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DeweyPentergrass向温德当面读了美国大使的贺信。但接下来的仪式纯是为宾客而设，与温德关系不大。他就像一个被唤来履行自己角色的鬼魂，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甚至有点迷糊。眼前这些冠冕堂皇的走过场仪式很明显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只能震惊于如此多的人，如此惊扰自己注意力，如此晃眼的闪光灯。最后在外屋，我吹熄了蜡烛，在硕大的两层蛋糕上切下了仪式性的一刀。寿诞后，我又去看望过几次温德。温德比１９８５年我第一次见时更加虚弱糊涂，但他还是很希望有人陪伴，也能满带感情地予以回应。如今，得到那么得到那么多赞扬和敬意，他似乎对此颇为受用。很多信件，包括与庞德和闻一多的信件，在“文革”期间都被烧掉了。留下的那些信件，还有日记都转交给我，等待我完成一部温德传，讲述他与中西方最出色的多位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与贡献，虽然材料有限，我们只能对此管窥蠡测。我等不到参加温德追悼会就必须回国，于是写了一首诗，给北大英语系助理主任，希望它伴随温德的肉身一起焚化。有两百人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追悼会，学校还郑重讨论在温德故宅前立一块石碑。有一块石碑在四季轮转中，静静地矗立在温德曾经爱过的荷花池边上。——每念及于此，我心里充满了喜悦。《温德先生》，伯特·斯特恩著，北大出版社年半

-TheEnd-

长按







































武汉治白癜风最好的医院
复方木尼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zihechec.com/xystx/24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