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药物在明清中国的记述与使用

——以《本草纲目拾遗》为中心

肖雄

摘要

《本草纲目拾遗》收录的外来药物，主要来自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后至清中期诸家本草记载及编纂者所见所闻之品。尽管这一时期“海禁”政策时有反复，外来药物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经广州、澳门、漳州、泉州等口岸输入中国，并得到一定程度的接受与传播。该书的相关记述反映了外来药物在进入传统中医药话语系统后被“本土化”使用的情况，及外来药物输入的阶段性历史面貌。

关键词

外来药物《本草纲目拾遗》医药交流

外来药物是中外医学交流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所谓“外来药物”泛指出产于中国之外，通过某种途径进入中国并具有一定功效，作为药物使用之品。外来药物的种类和范围随着时代推移与社会发展而处于相对变动之中，一些曾经的外来药物在进入中国后为人引种、培育，逐渐成为本土生长之品。在丧失外来输入这一途径后，这些药物便不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外来药物”。因此，探讨外来药物的传播、“本土化”使用情况及其社会医疗影响必须限定于某一时段。《本草纲目拾遗》作为封建王朝衰弱之前最后集中展示外来药物在传统医药体系中使用与传播情况的著作，对其相关记载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是有必要的。

一、外来药物收载概况

《本草纲目拾遗》是继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后又一大型综合性本草专著。该书编纂者赵学敏，字恕轩，号依吉，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一般认为其生于清康熙五十八年（），卒于嘉庆十年（）。他自幼习举子业，素有书癖，性好博览，“凡星历医卜方技诸学，间亦涉猎”，现存著作《本草纲目拾遗》《串雅》《火戏略》《凤仙谱》等。赵氏有一胞弟，名学楷，少志岐黄，勤于著书，曾纂有《百草镜》八卷和《救生苦海》百卷等医药书籍，惜皆已在流传中亡佚。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得以充分编纂，亦有胞弟著作可资参考之功。

图1《本草纲目拾遗》

该书“以拾《本草纲目》之遗”为目的，仿《本草纲目》体例，共分十卷，载药种，其中《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有种。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的选辑过程中旁征博引、勤搜备检，但“虽主博收，而选录尤慎”，“宁蹈缺略之讥，不为轻信所误”，其中“有得之书史方志者，有得之世医先达者”，“必审其确验方载入，并附其名以传信”，“若稍涉嫌义，即弃勿登”。据统计，《本草纲目拾遗》参考的书籍多达余种，90%以上为四库全书未著录之书，还包括当时罕见的抄本和珍本。该书所引用的本草医经类书籍主要为明清时期文献，还包括方志、农书、史书、政书乃至小说、杂学诸家类别。此外，赵氏在编纂此书的过程中还注重收集药品在民间使用的经验，多向亲友、医者、同僚等询问，记述了不少亲身临证、亲闻亲见的事例。可以说，该书取材来源广泛，最大限度地收集了这一时期本草学成果，为研究外来药物的传播和使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文本依据。

《本草纲目拾遗》成书于乾隆三十年（），时年赵学敏46岁；直到嘉庆八年（）他84岁高龄时仍在对此书进行修缮。故《本草纲目拾遗》新收载的外来药物大致是明《本草纲目》成书（）之后到该书完成之前进入中国之品。

本文将该书中记载非中国产（如来于“西洋”“东洋”“倭”“红毛国”等异域，或表述为通过“番舶”“洋舶”“舶上”等方式进入中国）的药物均列入“外来药物”的范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些药品条目虽记述为“西域”，但该地后来被纳入国家政权版图，故这些地区出产之品不属于本文“外来药物”的范畴，如松皮膏，“出西域伊芳犁等处……迪化，乾隆四十年改为迪化州”。此外，明清之前曾有药用记载的少数外来药物，如马思答吉、回回豆等不列入考察范围；一些虽早有使用，但药用功效始见于《本草纲目拾遗》者仍作为本文考察对象，如龙涎香。如此搜检全书后，发现符合本文研究范畴的外来药物共36种，其中植物药17种、动物药２种、矿物药６种、制剂药（露剂、油剂等）7种、其他（含原料不明者）４种（详见表1）。

《本草纲目拾遗》对外来药物的记载，首先指明其来源。通过对来源地名的考辨，并依据当时世界地理区域划分方式，发现药物来源地有东亚、南亚、西亚与北非、欧洲等不同地区，另有一些药物产地不明，暂列为不详。

从研究中发现，来自西欧的药物数量远多于来自东亚、南亚、西亚与北非等地的药物数量。彼时中国与西方虽已有交流，但并非主流。究其原因，是赵学敏在写作时参考了石铎琭《本草补》一书。石氏为墨西哥人，汉名铎琭，字振铎，于康熙十五年（）来华。该书著于年，共载13种从西洋传入中国的药物，分条简述药物产地、形态、用药部位、剂型、用药法或介绍药后调理、禁忌及疗效等。原书在流传中散佚，但《本草纲目拾遗》引用并几乎保留了该书外来药的全部内容。这些药物包括吸毒石、香草、臭草、奇功石、辟惊石、吕宋果、日精油、锻树皮、偻油。

以上外来药物中不少是通过海运经广州、澳门、泉州、漳州等港口输入中国的。明初沿袭宋元制度，在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设立市舶提举司作为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各口岸有主要交往对象：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及此后的西洋诸国。此后至清朝，受多次“海禁”政策影响，口岸屡次关闭，对外交往受限，但这些港口仍是沟通中外的重要窗口。康熙年间，澳门亦开始成为中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中国商人从澳门发船出洋，“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大获盈利”。直至乾隆二十二年（），清廷施行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体制。可以说，明清时期外来药物的输布流传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密切相关。

二、外来药物记述方式

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医药进入中国后对传统医学理论与体制的巨大冲击，古代中国的集权统治与高度文化自信使“华夷之别”亦体现在本草书籍的编写中。如“番”字泛指药物“外来”含义的运用，《本草纲目拾遗》中即多次出现药物来源于“南番”“番国”“番船”“番舶”等表述。类似描述方式在古代本草著作中并不鲜见，这与当时“以我为主”的文化优势心理有关。同时也应看到，外来药物进入古代中国的时间与方式是断续的、多样的；再加上明清之际西方药学尚处于科学化的起步阶段，本身亦不能自成体系，因此外来药物在传入中国后被吸收进规范、庞大的本土药物学体系很常见。而从学科的发展角度来看，外来药物进入中国后，在传统医药理论的规范和指导下得到应用，进而成为中医药体系的组成部分。《本草纲目拾遗》对外来药物药性、功效的“本土化”解说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依据所收载外来药物的品性与特点，《本草纲目拾遗》对它们的记述与解说方式可分为以下两类。

1.中国本土有类似之品者

多比照对中国本土相关药物的认知情况，对它们性味、功效等进行鉴别论述，如倭硫黄、西洋参、东洋参、红毛参，下面分述之。

硫黄本为中医传统矿物药，历代本草著作中均可见到记载，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其“酸，温，有毒”。“倭硫黄”为琉球国出产的硫黄，《本草纲目拾遗》认为其“性大热，味微酸，有小毒”，认知与本土硫黄相近。

参类历来是中医遣药组方的重要药物，在论述外来参类之时，《本草纲目拾遗》多将其与本土参类进行比较。如西洋参，书中认为其从形态上“似辽参之白皮泡丁”“形似辽东糙米参”，味道“类人参”“甘苦”，但与人参性温不同的是西洋参“性寒”，故在食用上建议“宜糯米饭上蒸用”“饭锅上蒸数十次而用”“或用桂圆肉拌蒸而用”，以中和其寒凉之性。在“东洋参”条目中，赵学敏将其与本土辽参进行比较，言“其参外皮糙中油，熟蒸之，亦清香，与辽参味同”，但东洋参“微带羊膻气，入口后微辣”，同时又指出“其性温、平，与西洋佛兰参性寒平者又别”。在“红毛参”条目中，赵学敏认为其形态“绝不类参形，长而粗，长者有三四尺，色紫黑，粗者如拇指”，但“折之中有白点痕，有起花纹”，这点“与建参相似”。

2.中国本土无类似之品者

在实践过程中将中国本土无类似之品者纳入传统医药理论体系，进而构建出符合中医学认知习惯的文本说明，这是《本草纲目拾遗》记述外来药物最多见的方式。

传统本草学对药物的认知基于衍生自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中医理论，其解读主要包括论述药物的四气五味、毒性有无、功效与主治疾病等几大方面；一般不包括近代西方药物学涉及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等内容，与上文述及《本草补》体例不同。

如龙涎香条，在介绍其“味微酸咸，无毒”后，又引入阴阳概念，认为其“入药所以能利水道，分阴阳，能杀精魅鬼邪者，亦以至阴之物，见真阳而立解也”，即功效的发挥是阴阳相胜之结果。如伽香条，赵氏将其与沉香对比，认为“与沉香同类，而分阴阳”，并进一步以阴阳概念论述道：“沉香，牝也，味苦而性利，其香含藏，烧乃芳烈，阴体阳用也；伽香，牡也，味辛而气甜，甘香勃发，而性能闭二便，阳体阴用也。”金鸡勒条曰其“能走达营卫，大约性热，专捷行气血”。金鸡勒擅治疟病，而疟病属中医温病学的范畴，清代温病学派正是擅长从“营、卫、气、血”论说温病的阶段发展与严重程度，学术影响较大。故赵学敏在此条亦从“营卫”角度解释药物效用。

此外，传入中国的各种药露，赵学敏也对其性味进行了简要介绍，并结合其原料的功效对各药露功效做了较为合理的推断与论述。他认为药露的清冽之气，“可以疏瀹灵府，不似汤剂之腻滞肠膈”，因此受到当时医生的推崇。在功效方面，如金银露，即用忍冬藤花蒸取而得，“味甘，能开胃宽中、解毒消火、暑月以之代茶，饲小儿无疮毒，尤能散暑”。金银花本是清热解毒的要药，主治温病、暑病、痈疽疔疮等症，故金银露亦有类似功效。又如薄荷露，由鲜薄荷蒸取，“气烈而味辛”，“能凉膈发汗”。薄荷本味辛、性凉，有疏散之性，可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因其主治病位偏于人体上部，故能凉膈发汗。

图2《本草纲目拾遗卷一》

三、外来药物使用情况

1.外来药物的社会需求与传播

寻求药物和医治方法是人类求生保生的本能，早在秦汉之际外来药物就开始输入中国并逐渐成为贸易往来商品之一。官方朝贡和民间贸易是历来药物贸易最主要的两种途径。

沿海华东诸省自古有进行海外贸易的传统，然自洪武七年（）始朝廷实施海禁政策，严禁民间私人贸易。此后直到万历年间，明朝的对外贸易政策一直在“海禁”与否之间来回转换。清朝初年，迁海令下的中外交流继续受到阻碍，朝贡贸易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中外贸易形式。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准许人民出海贸易，此后在福建厦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江南松江先后设立了闽、粤、浙、江四海关与外国通商。乾隆年间，清政府又撤销浙、闽、江三处外贸口岸，实行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体制。这一时期外来药物的输入和需求显然受到“海禁”政策和商贸情况的影响。另外，统治者的个人喜好也影响了外来药物的传入。如康熙帝就曾受惠于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而治愈了疟疾，进而引进西洋制药设备并派人学习制药技术，以便在宫中亦能制作西药。来华的传教士亦带来西洋药物及相关知识，如上文所述石振铎之《本草补》。

一些外来药物传入中国后，开始进入普通百姓的医疗生活，专卖洋货或洋药的店铺也应运而生。人参历来是稀缺的昂贵药材，非普通之家可以负担。资料显示，明万历中叶以后，运至江南的辽参价格较出产地贵了五六倍；万历末年，浙江嘉兴的人参每斤价格高达银子四十八两，而此时普通佣工的工钱每日仅二十四五文到三十文，仅够保障每天基本的饮食生活。出产于日本的东洋参，被认为性味、功效与本土辽参近似，价格低廉，故“近日颇行，无力之家，以之代辽参用亦有效”。因此江南一些地方如苏州出现了东洋参店，“专市此参”。根据赵学敏的记载，江浙地区曾暴发疫痘（天花），“小儿死者不下千百计”，倚赖价格亲民又能助浆解毒的东洋参治愈了该疾，由此促进了东洋参在使用上的流行。在晚清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葛毕氏）案中，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连正是因误服不对症的补药东洋参和桂圆而身亡，由此引发了一宗惊世疑案。葛品连生前为一家豆腐店的帮工，以其家能负担起东洋参，可见该药在当时价格较低并有较广的社会传播和受众。

但并非每种外来药物都能得到广泛使用，如白胡椒等作为历代朝贡珍品的香药仍很昂贵，曾被明朝户部按价折算为官员的俸禄或赏赐，普通百姓消费不易。

图3金鸡纳

2.外来药物的本土化运用

外来药物的本土化运用是其被纳入传统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又一大表征。所谓本土化运用是指对外来药物完成传统本草学知识构建后，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依照其本身性味、功效，根据实际需要运用于临床治疗，或入方剂，或为单用，并遵守一定的使用宜忌。

《本草纲目拾遗》所收载的外来药物，除少部分如刀创水、红毛石皮等可直接外用，多依照传统中药使用方法进行配伍使用。如前文所述倭硫黄一药，因其可治“命门火衰”，故可入膏药方，可治虚寒性秋季痢疾：“用韭菜子、蛇床子、大附子各一两，肉桂一两，川椒三两，倭硫黄一两，麝香三分，独蒜一枚，麻油三斤”共同配伍，“入粗药浸半月，熬至枯色，去渣，熬至滴水成珠，再加黄丹十二两，再熬俟冷，加细药听用”。该条还特别注明此膏药宜夏季敷贴，以预防秋痢。又如白胡椒，条目记其配伍运用可治疗寒食痰饮，具体方法为“用大红枣去核七个，每个内入白胡椒七粒，线扎好，饭锅上蒸七次，共捣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七丸，温滚水下”。此方“七”数多次出现，显然与古代某种文化心理有关。《说文解字》认为“七，阳之正也”，“七”又有阴阳与五行之和的含义。此外，少数外来药物亦有单用的记载。如铁树叶被认为可“平肝”，故能“统治一切肝气痛”。中医认为女子胎产状态好坏与肝气是否疏泄正常有重要关系，因此用“铁树叶三片，煎水一碗服之”，即可治疗难产。

炮制和宜忌是中药区别于西方医药和现代医药的特征，此时的外来药物也普遍被纳入。如火漆条记载：该物为“造胭脂紫梗水以染脂胚所漉之渣滓”，紫梗本名紫铆；火漆，一名紫胶，为紫铆树上紫胶虫的分泌物。《本草纲目拾遗》以火漆治血崩要先行炒制：“火漆不拘多少，入无油净锅内令化，炒黄烟净，见白烟起，退火取出，研末。”按照中药炮制理论和传统，经过炒制或炭制后的药物收涩力增强，可用来止血、止泻，将火漆如此炮制来治疗女性突然大量的出血，显然是受到此前传统炮制经验的影响。在使用禁忌方面，如铁线粉条强调“忌姜椒一切发物”，倭硫黄条注明“孕妇忌用”等，也是典型中药临证运用的体现。

一些外来药物在进入中国后很快为中国医家应用于临床。以西洋参为例，除《本草纲目拾遗》对其记载外，同时期医家吴仪洛《本草从新》认为其“味厚气薄，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稍晚时期的医家雷丰在《时病论》中以西洋参施清热解毒法，用来治疗“温毒深入，阳明劫伤，津液舌绛齿燥”等温病重症。

图4《明清中医临证小丛书：本草纲目拾遗》

四、结语

明朝中后期至清朝中期，进入中国的多数外来药物仍旧被纳入传统中医药话语体系，并在其理论指导下为医家所用，发挥了一定的临床效用，这显然与当时国人的中华文化优势心理有关。但外来药物在被接受和使用的过程中，亦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了民众生活与认知。待清后期国力衰微、自我优势心理不复存在，面临西洋医药与现代科学的冲击，人们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