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世界的，是贸易。图/yuukin

什么样的买卖才是好买卖？

对这个问题，买方和卖方会有不同的答案。对买方而言，当然是卖方态度恭顺，物美价廉。但对卖方而言，自然是买方低声唯唯，毫不还价。

买方与卖方之间的利益矛盾永远无法调和，而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使商品和货币可以在买卖双方之间交换的活动，就是所谓的贸易。

贸易中当然会有好买卖和坏买卖，当贸易的领域扩展到全球，好买卖和坏买卖的故事就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第四期硬核读书会将推介四本书，从欧洲文艺复兴前的海上贸易大战，到明末清初东亚三港的盛衰，几百年间世界变得翻天覆地，旧的王朝在消逝，新的国家在诞生，但不变的是，贸易一直在主导着世界。

比尔·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其竞选总部曾贴过一句很著名的标语：“笨蛋，问题是经济！”

更准确地说，问题是国际贸易。

看得见的城市

东亚三商港的盛衰浮沉录

作者：[荷]包乐史；译者：赖钰匀/彭昉

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年版

荷兰史家包乐史的小册子《看得见的城市》，表面上是以全球时代初曙的东亚三个港口巴达维亚、广州和长崎为主角，但本质上，它讲的是关于好买卖和坏买卖的贸易故事。

包乐史认为，这三个港口的繁荣看起来是好买卖造就的，但买卖双方的不平等待遇比比而是，低声下气和趾高气昂的对比处处可见，而买卖双方之间几乎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造就了三个港口看似不同却殊途同归的衰落命运。

首先衰落的港口是巴达维亚，它衰落的主要原因和它兴起的原因一样，它的角色是作为荷兰人在远东贸易的中转站，夹在西方热衷的两大远东卖家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一个商品转运基地。

它的繁荣完全是由作为买家的荷兰人一手擘画出来的，而它的价值既然托庇于中日两大卖家市场，因此只能卑躬屈膝地充当中介仆婢的角色。

广州十三洋行画作。图/WilliamDaniell

广州与长崎则和巴达维亚完全相反，它们是卖家颐指气使的地方。从表面上看，广州、长崎与巴达维亚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后者只是个中转站，而前者背靠广大的腹地市场。

但广州与长崎繁盛的根本原因，却是所谓的“锁国红利”。

自17世纪以来，中日两国都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只留下广州和长崎两个港口作为对外贸易窗口。这意味着远道而来的西洋买家想要获得渴求的货品，就只有这两个狭窄的窗口可供选择。

卖方通过自我封锁垄断了所有的贸易资源，给买方提供的任何货品都是居高临下的恩赐。买方为了获得卖方的这种恩赐，就必须低三下四，忍受种种刁难折辱。

包乐史书中的荷兰人可以说是恭顺的典范。为了牟取利益，荷兰商人愿意遵守卖方定下的任何贸易规矩和当地法规，甚至是明显带有戏谑羞辱性质的嘲弄。

在日本，为满足幕府将军对红毛蛮夷的好奇心，他们要把自己当成宫廷丑角一样跳舞吹笛，只为获取将军颁发的那张珍贵的贸易特许状。

江户时代的长崎港。图/维基

在中国，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两名职员——德胜（IsaacTitsingh）和范罢览（AndreasvanBraamHouckgeest），这两位“慕华输诚”的夷人“愉悦地遵从了中国人要求的各种羞辱人的礼节，而中国人则以轻蔑不屑甚至火爆的态度回报他们”。

荷兰与英国两个西洋买家，对卖方的不同态度，最终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一般人或许会认为，在卖方市场下，买方为达成交易忍辱屈从乃是最合理的方案，但荷兰人对清政府近乎谄媚的卑躬屈膝，却并没有给双方的贸易活动带来更多建树，维持常态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反而是英国人为了维护尊严体面对“清廷要求的各种羞辱人的礼节”还以坚拒，反而收效颇彰。

年，英国以鸦片贸易为借口发动战争，铁甲战舰射出的几发炮弹就彻底轰塌了清朝外强中干的假面，强硬手段带来的是中英乃至中西方贸易的重大变革，长期被贪腐官员勒索的港口费被取缔，高低不定的关税也终于敲定了值百抽五这个固定税率。

年6月5日第一次定海之战，英舰攻击清军。图/EdwardH.Cree

13年后，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战舰开赴日本，同样以武力恫吓的强硬方式打开了日本封锁的国门。

随着中日两国锁国状态的终结，广州与长崎因“锁国红利”带来的繁荣也逐渐衰退，开放时代的到来让新的通商口岸迅速崛起，上海、香港、横滨、东京成为了远东新的国际贸易枢纽，虽然几经波折，但繁荣一直延续至今。

什么样的买卖才是好买卖？包乐史在书中提供了三个坏买卖的样本，或坏在高傲，或坏在顺服。

无论买方还是卖方，过分的高傲或顺服，最终都会导致生意失败，繁荣不可持续，甚至引致其他矛盾。或许，好买卖的第一课就是，尊重市场规律，学会平等待人。

初闯中国

美国对华贸易、条约、鸦片和救赎的故事

作者:[美]约翰·海达德；译者:何道宽

出版:花城出版社，年版

在年上映的电影《黄飞鸿》中，黄飞鸿和一名提督站在船上，望着广州港里停泊的美国船只。

提督问：“金山?世界上真的有金山吗？”他指的当然是美国的“旧金山”圣弗朗西斯科。

黄飞鸿的回答很精彩，他说：”如果这世界真的有金山的话，这些洋船为什么要来我们的港口呢？也许我们已经站在金山上了。”

彼时大约是光绪九年（年），有一个美国人杰伊·佛洛依德·库尔（JayFloydCole）随舰队驻扎香港，其间曾往广州游玩。

在越秀山镇海楼上俯瞰羊城，杰伊看见“一圈不足6英里的城墙就围住了逾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家园。远方，一条河流就如金色的线，蜿蜒数里，穿过茂盛的植物，伸向肉眼看不到的远方”。

杰伊到达广州的时候，距离第一艘美国商船抵达中国，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年，乾隆四十九年，美国独立战争正式结束，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港启航，经过6个月的航行后，驶入广州黄埔港。

年的黄埔锚地。图/维基

这就是《初闯中国》这本书的背景和起点，全书从商贸、外交和文化交流的层面，系统地梳理了年至年的中美关系。而贸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引起蝴蝶效应的第一对翅膀。

与其他国家商船不同的是，中国皇后号带来了一种特别的商品——30吨美国人参。

出发前，船长本来想把美国皮货卖到中国，但后来改运人参，因为他们得到情报：中国人特别喜欢吃人参，尤其是富贵人家。机缘巧合之下，他们选中了一个政府高度垄断的商品。

在康乾之间，由于东北野山参被吃得差不多了，朝廷设立了“官参局”统购统销，严厉打击盗挖和私人贩卖，人参价格暴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一两三百金，其品犹居次。中人十家产，不满一杯味。”诗人赵翼为了给儿子治病，典卖衣物凑得三百两银子，也只能买到一两人参，还是次品。

所以，美国人参来得正是时候。中国皇后号带来的30吨人参，一次售罄，售得款两，是其他货物的6倍之多。

威斯康星州的人参种植场。图/维基

尝到了甜头之后，美国人成为了人参贸易的主力。中国人开始把这些来自美国的洋参称之为“花旗参”，后来北方人以为这些人参就是南方产的，直接称之为“广东人参”。

清末鸦片烟荼毒中国，洋参还曾经长期作为解毒药物，流行全国。林则徐来广州禁烟的时候，曾提出两道戒烟药方，主要用的都是“生洋参”。

这说明，随着越来越多花旗参进入中国市场，人参价格已经降至平民消费级别。到年时，已经从30美元/磅降至1美元/磅，中国平民从此拥有了“人参自由”。

维米尔的帽子

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作者：卜正民；译者:黄中宪

出版：湖南人民出版社，年版

这本书开始于一场意外。

20岁的加拿大青年卜正民骑着他的脚踏车在荷兰的代尔夫特摔了个狗啃泥，37年后，已经成为著名汉学家的他，以自己跌倒的那个地方为起点，写了一本关于17世纪全球贸易的书。

从这个不同寻常的开头也能看出这本学术小册子对普通读者有多友好。作者不仅用自己年轻时的倒霉事来勾起读者的兴趣，还别出心裁地用七幅画作来讲述17世纪全球世纪贸易的故事。

其中五幅，是17世纪荷兰艺术大师维米尔的油画，一幅是他的同乡亨德里克·范·德·布赫风格类似的油画，另一幅是代尔夫特瓷盘子上的装饰画。

《代尔夫特风景》，书中提到的画作之一。图/维米尔

最富有趣味的一章是“抽烟学校”。这是一枚青花瓷盘上的装饰画。乍看上去，它全然是中国风格，亭台楼榭掩映云烟之中，五位神仙各具姿态。

但细细查看，破绽出现了，其中的一个秃头神仙嘴里居然叼着一根长长的大烟杆——这不是一枚来自中国的瓷盘，而是荷兰画师想象中的中国神仙吞云吐雾之乐。

这个西洋仿造的中国瓷盘诚然是个经不起细看的赝品，但却揭开了贸易史研究中最常被人忽略的一面：一件商品是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被人接受的？

卜正民选择的烟草是个意味深长的例子。烟草是种瘾品，吞云吐雾间让人意乱神迷，不能自持，一旦沾染，终身难舍。

学会抽烟也并非难事，聚会谈吐之间互赠烟叶就能在片刻之间制造出成批瘾君子，因此，当烟草被殖民者发现并被带离美洲大陆后，失去了海洋的天然阻隔，它自然会随着贸易所至之处大肆扩张。

因此，烟草生意市场潜力非常广阔，但无论烟草是如何易于接受广为传播，作为一种商品，它仍然遵循最基本的市场规则。然而，当它进入清代中国，却遭遇了市场规则之外另一种更巨大的规则制约，那就是政治权力。

大力禁烟的崇祯皇帝。

然而，崇祯禁烟的理由不是烟草对人民健康的危害，而是“烟”与京城的别称“燕”同音，老百姓吃烟在他听起来就像“吃燕”，联想到后金正在关外虎视眈眈进逼北京，这个双关语牵动了皇帝敏感的神经。

这样的理由在今天看来自然荒诞，但也足见中国在全球贸易的网络中是何等奇特的存在。

16世纪可谓全球贸易的白银时代，拉美的银矿出产了大量白银流入全球贸易市场，但这些白银最主要的归宿，还是中国。主要流动方式是欧洲从拉美殖民地获得白银，再用白银从中国换取欧洲不产的诸如丝绸、香料、瓷器之类商品。

这是遵从市场规则的典型贸易形式。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它也渴求白银。中国的白银供应不足，但日常买卖交易却以白银作为货币单位，所以全球贸易中的白银流动实际上是符合中国市场利益的。

但明朝政府却并不如此认为，一方面，官员们认为白银太多导致民众庸俗拜金，导致社会风气奢侈堕落；另一方面，对外贸易也让明廷感到难以控制。于是，朝廷借口倭寇之类真实存在的外部威胁，实行海禁政策。

矛盾就此出现了，明朝政府尽管指责白银导致百姓腐化堕落，但它的财政收入却又以货真价实的白银计算；对沿海百姓来说，海上贸易本来就是他们的生计来源，现在朝廷实行海禁，等于是断了他们的生计。

大肆掠夺的倭寇。图/维基

于是他们不是偷偷出海外逃，就是干脆入海为宼——朝廷实行海禁的借口本来是防备倭寇，但官员经过调查自己都承认，所谓的倭寇大都是被海禁逼成了海盗的中国老百姓。

但朝廷宁可拨巨款镇压海盗维持稳定，也不愿撤销海禁开放贸易。这一反市场的矛盾行为，让明朝成为了全球贸易中的一个难解的谜。

它期望享受全球贸易带来的好处，譬如白银的流入，但又不愿遵守市场规则，因为这意味着市场将成为主导。20世纪以后，全球化的大门已经开启，自我孤立的隔绝已经越来越难了。

财富之城

威尼斯海洋霸权

作者：[英]罗杰·克劳利；译者：陆大鹏、张骋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

会打多长时间？意大利人的答案是年。

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小小的商业共和国，彼此的贸易冲突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15世纪。

两国船队在海上竞争、相互掠夺，商人以国家的名义占领港口、开拓商埠，靠贿赂和礼品博取蒙古大汗的信任，但也时不时会携手并肩，面对共同的威胁。

竞争时常升级为战争，威尼斯和热那亚曾在年间连续打了4场大战，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十字军都曾卷入其中，各自站队，还时常变化阵营。甚至在瘟疫夺走了2/3公民的性命后，战争仍然继续。

威尼斯的对手并不只是热那亚一家，甚至古老庞大的拜占庭帝国，也曾被它玩弄于股掌之上。

罗杰·克劳利《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开始于威尼斯赞助十字军攻破君士坦丁堡。

年画作《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图/德拉克罗瓦

威尼斯共和国原本只是为十字军造船和准备辎重，但后者迟迟不能成行，眼看前期投资无法收回，威尼斯共和国转身一变，直接加入了十字军，并将开赴耶路撒冷的远征，变成了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

这正是威尼斯人的逻辑，为了获取利润，他们不断拓展着贸易空间，遥远的塔纳位于亚速海东端，被视为“在世界的极限边缘”，威尼斯人却在这里建立商埠，与热那亚人争夺来自丝绸之路的中国商品。

靠着贸易，也靠着冒险，威尼斯从充斥低洼泥泞小岛的潟湖，变成了一座令人心醉沉迷的海湾城市。

年，加纳莱托笔下的威尼斯。图/加纳莱托

这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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