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法国耶稣会教士杜德美（P.Jartoux，－）来华传教，也受到中国人参热的感染，认为的确是一种灵丹妙药。年，杜德美受清廷之命绘制中国地图，去东北考察，在距离高丽边界的一个村子里见到了当地人采集的新鲜人参，依原样大小画图。年4月12日，他给传教会会长写信，附上了他绘制的人参图，详细介绍了人参产地、形态、生长状况和采集方法，并且推测在地理相似的别的地方也有可能发现人参。

　　杜德美在信中说：人参产地“大致位于北纬39度－47度之间，东经10度－20度（以北京子午线为基准）之间。这一切使我认为，若世界上还有某个国家生长此种植物，这个国家恐怕是加拿大。因为据在那里生活过的人们所述，那里的森林、山脉与此地颇为相似。”

　　这是人参第一次被详细介绍给西方世界。这封信发表后，影响很大。另一位法国人拉菲托（Joseph-FrancoisLafitau）读了杜德美的信后，意识到他所在的魁北克正是杜德美预言可能发现人参的地方。拉菲托拿了人参绘图给当地印第安人看，他们立即认出是一种他们叫做“嘎兰特区恩”——也就是西洋参的草药。大多数北美印第安部落很早就已把西洋参当药用，不过用法各不相同，用于治疗头疼、创伤、不孕，但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把它当成灵丹妙药。

　　实际上美洲人参和中国人参虽然属于同一科、属，但并非同一个物种，学名后来被瑞典的植物学家林耐定为PanaxQuinquefolium，传入中国后叫做西洋参，香港人则取美国国旗之意称其为花旗参。

　　拉菲托向法国报告了西洋参的“发现”后，精明的法国商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有了一种可以从中国人手中牟取暴利的宝贝。北美各地的法国商人在和印第安人做交易时，除了收购毛皮，也开始大量地收购西洋参——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在现在美国许多皮货商也同时担任西洋参贩。

　　17世纪90年代，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发祥地的崇敬，曾诏令禁止在长白山采伐森林，一草一木都不准动，如有违抗，轻则充军，重则处死，结果造成人参供应紧张。在此历史背景下，朝鲜的高丽参、日本的东洋参、北美的西洋参相继流入我国。美国、加拿大的商人在当地大量收购西洋参贩运到中国，换回大量的黄金，因此，西洋参在北美一直有“绿色黄金”之称。

　　西洋参传入后，医院的御医们对西洋参进行集体研究鉴别，并按中医药学理论研究了西洋参的性味、归经、功能、主治。当时安徽休宁人、清初儒医汪昂（仞庵），正在撰编《本草备要》，在书稿已完成的情况下，特将西洋参等列入新增的第一种药，称“西洋参苦甘凉，味厚气薄，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这是中外古今首次将西洋参收载于医药文献中。

　　以后的本草书籍均记述西洋参性凉、味苦、微甘，入肺胃二经，功能补阴生津止渴。认为中国红人参属温补，西洋参属凉补，疗效各有长短，可视病患实际需要酌选应用，不可简述孰好孰差。

　　第一次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也是一次西洋参贸易，发生于年2月，“中国女皇”号从纽约出发，满载着箱约30吨西洋参开往中国，于8月30日抵达广州，换了吨茶叶以及丝绸、瓷器返航。在18世纪后期，每年有大约70吨西洋参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运往中国。在年这一年，美国与广州港的贸易额，超过了在年与全中国的贸易额。据统计，在年到年之间，美国共向中国出口了万磅西洋参，平均价格大约每磅2.5美元。

　　这些几乎都是野生参。在当时，西洋参在美国北方各州的森林中随处可见，但是再多的西洋参也禁不住这种毫无节制的狂挖滥采。在年代开始，有些美国人开始试验西洋参的人工栽培。西洋参栽培之父一般认为是乔治·斯坦顿（GeorgeStanton）。年，他成功地在纽约州种植了英亩的西洋参。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野生西洋参的供应实际上也已结束，人工栽培已被广泛采用。从年到年，美国平均每年出口21万5千磅西洋参，其中只有年出口量显著下降，大概是由于 的影响。但是即使那一年，出口量仍然达到7万7千磅。

　　从年代中叶开始，美国农业部开始统计西洋参的出口状况。从年到年，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长大约9％。到年，出口量开始大幅度上升，西洋参再次成为美国的一种主要出口产品，每年出口量平均增长超过25％，到年时达到顶峰，一年出口西洋参万磅，按金额算，最高的是年，达到了1亿4百万美元。但是从年起，一方面由于中国引种西洋参获得成功，大约可满足20％的中国市场需要，对西洋参的需求已不完全依赖于进口，另一方面亚洲出现金融危机，美国西洋参的出口也受到重大影响，以平均每年减少大约10％的速度下降。据美国农业部不久前发布的资料，在1年，美国西洋参出口金额为万美元（包括栽培参万，野生参万），90％以上出口到东亚，特别是香港。

　　野生西洋参和栽培西洋参的价格可相差数十倍。目前市场上野山参（野生参）价格大约每磅－美元，移山参（森林栽培参）价格每磅－美元，园参（田地栽培参）价格则仅每磅20－30美元。为了避免野生西洋参也像野生人参那样濒临灭绝，美国政府对野生西洋参的采集进行了严格的管理，每年由渔业及野生生物管理局宣布哪些州可以采集野生参。

　　美国是西洋参的最大产量国，有25个州出产西洋参，野生参以肯塔基州产量最高，栽培参以威斯康辛州产量最高，绝大部分的西洋参产自威斯康辛。这些西洋参基本上都供出口，留在国内销售的也以卖给华人为主。近年来由于出口不景气，西洋参商人们也试图开拓美国本地市场，开始宣传西洋参的神奇作用，主要是声称它能增强人的精力，是“能量刺激剂”。在药店、超级市场也可发现西洋参制剂，但销量很小。由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至今未认可西洋参（以及人参）有任何医疗作用，因此这些西洋参制剂都是做为保健食品销售的。

　　西方医学界对西洋参和人参是否有医学价值以及有什么样的医疗作用仍然充满了争议。许多研究者只是简单地把中医关于参的疗效的说法视为神话或迷信，另外有些人则试图研究这些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如果参真的有药理作用的话，那么是因为其中含有某种活性物质。参根主要是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约占干根的70％，这些构成了参的甜味），与胡萝卜根差不多。从参中提取出来的人参炔醇与从胡萝卜中提取出来的胡萝卜毒素（一种神经毒素）完全相同。民间说人参服用不当，就跟吃萝卜差不多，看来并非没有道理。参根还含有其他多种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在提取、浓缩后表现出药性，但其含量极低，不太可能有重要的作用。参根的化学成分中，有一小部分（不到5％）属于皂甙类，构成了参的苦味。这类化学物质在多种草药、食物（例如橄榄、金瓜、大豆）中也能找到，有药理活性。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已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试图分离和鉴定出各种人参皂甙，目前已从中国人参中鉴定出了34种。其中一些人参皂甙在单独使用时，似乎和服用整个参根的作用相似，因此现在一般认为参的独特活性物质是其中的皂甙类物质。

　　人参皂甙主要集中在参根的外层，根须中的含量又比主根高得多，是其数倍，这与传统上认为参根内部比外层、主根比根须药性强的看法恰好相反。而且，参叶、花蕾、果肉中人参皂甙的含量比根部高得多，如果人参皂甙真的是人参的活性物质的话，传统上只用参根入药真的可说是舍本逐末了。传统上认为参越老越好，但是根据测定结果，4－5年的参根的人参皂甙含量最高。传统上还认为中国人参的药性强于西洋参，二者当然又都胜于与参同属的三七，但是人参皂甙的含量却倒了过来，以三七最高，西洋参其次，人参最低。整个都乱了套。不过我们必须记住，传统的说法未必有可靠根据，甚至可能是由于错误的根据。例如，中医关于人参性温、西洋参性凉的说法就是源于对二者产地的误会。西洋参最早是从广州进口的，因此被当时的中医误认为是西洋南方特产，将其定为性凉药物。实际上西洋参主要产于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纬度与人参产地相当。

　　有趣的是，国内外对人参皂甙含量的测定差异很大，中国研究者把人参主根中的人参皂甙含量测定为2.2-5％，而欧美研究者的测定结果则大约只是其一半。不知这种差异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外研究者对参的药性的信心的差异。就像以前人参被认为能包治百病一样，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者声称发现了人参、西洋参有多种药理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都有影响，能提高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能力，降低疲劳度，防治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癌症、糖尿病等等现代世界的种种头号疾病。

西洋参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我国应用西洋参已近三百年的历史，但一直依赖进口，引种栽培西洋参是近些年的事情。40年代江西庐山植物园曾从加拿大引种到庐山并试种成功，但因科研资金不足和鼠害而未得以推广。直到70年代，我国才再次引种西洋参，并分别在北京、吉林、辽宁和陕西等有关研究及生产单位试种，于年获得成功。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于年首次在吉林集安第一参场推广种植，4年收获最大单株重达，皂贰含量5.44%，自此，吉林集安也成为西洋参中国产地第一乡。而后又先后在北京怀柔、河北琢州、山东、内蒙等地推广种植，参苗长势良好，存苗率都较高。一年北京、河北、山东各地均有收获，北京怀柔栽培洋参A大单株重量为，亩产干参达多kg，质量与美国产洋参基本相同。

　　时至今日，国产西洋参总皂苷含量达6.5%，个别可达到8.8%，比国标一等品和美国产西洋参高1.5和1个百分点，比一般进口西洋参高3.21个百分点；人参皂苷Rb1达1.4%，比国标一等品高0.2个百分点。

　　作为当今的行业从业者，我们一定会把西洋参规范化优质栽培工作完成，为国产西洋参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为实现西洋参中药现代化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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