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利，一个精于权谋算计但对中国政治非常无知的美国人，在关键性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消除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线和美国政府达成早期良性互动的可能性。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展现出了非凡魄力，在种种背信弃义之后依然努力构建一个健康、开放、客观的对美沟通渠道。但是非常遗憾，没有成功。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赫尔利和一批传奇军人，包括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都建立起了特殊的关系。赫尔利在两个方面具备特殊才能。第一，他在军事领域有一定的才能。在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时艾森豪威尔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被日本的闪击行动打得措手不及的 被困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上。而艾森豪威尔要解决他们从巴丹半岛撤离所需要的后勤援助等问题。并没有准备好提前介入战争的美国，这时遇到了很多后勤困难。赫尔利被指派去完成任务。他个人的风格，泼辣、果断，善于从上级的授权当中找到自己扩权和越权的机会去解决问题，而且做得不错。

赫尔利与毛泽东、蒋介石合影

　　第二，赫尔利长袖善舞，他并不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职业化官员，而更像一名职业化的政客。他没有良好的外交训练，但他对于和政治人物之间关系的把握非常敏锐。我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经常产生一个困惑，罗斯福为什么那么信任赫尔利？

　　罗斯福对赫尔利的信任可以从一处细节看出。陶文钊先生那本《中美关系史》上讲，大体上在年3月的时候，当时美国和苏联刚刚在雅尔塔会议，里面有一个涉及中国的秘密协定，这个秘密协定在当时参加会议的美国国务卿斯特蒂纽斯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在白宫的办公室里面，罗斯福就把这份报告从总统的保险柜里面拿出来给赫尔利看，从而让赫尔利提前知道了雅尔塔协定存在一个涉及中国的秘密条约。

　　这种信任，我之前很困惑，当然后来我在查外文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研究美国历史的美国学者写过这么一句话，说罗斯福政治上欠赫尔利的债，赫尔利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共和党人，在俄克拉荷马州影响很大。

　　初步研判大体上应该是，在罗斯福争取第三次连任的时候，在美国国内竞选的过程当中，在俄克拉荷马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共和党州，白人居主流地位的地方，他在选举过程中，最后肯定是得到了赫尔利的帮助。那个史学家言之凿凿地指出，罗斯福当初任命赫尔利做他的私人代表，到中国或者说出使其他国家，更多的是基于这种交易。当然这也符合美国的惯例，美国的外交世界有例常部分是总统作为报酬，去酬谢他的好朋友，或者是酬谢在他的政治生涯，尤其是选举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人。

　　那么当赫尔利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当时在中国，围绕抗击日方其实活跃着三股力量，第一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代表正面战场。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场上的表现如何？对于历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能够在年、年打出豫湘桂战役的军队，其表现可想而知。第二是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以敌后抗日武装根据地游击队为代表的一支敌后的力量；第三是美国。

　　当时美国派驻中国的是史迪威将军，而赫尔利是借着史迪威事件登上历史舞台的。年4月中旬，日军先发动了河南作战，国军一个多月内丢了公里。5月下旬日军打湖南，6月19号长沙陷落，8月8号衡阳失守，这是年10月广州和武汉陷落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又一次大规模的溃败。

　　对于这场溃败，美方有评估：“日本人实际上是在没有阻拦的，沿汉口到广州的铁路进军，他们将得以在夏季结束前打通从华南到朝鲜的内陆交通线，这将意味着中国沿海省份与重庆的完全隔绝。”这话是年的6月中旬，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提出的警告。

　　当时美国派驻在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华莱士、史迪威，以及美国驻华的使节，包括美国的国务卿马歇尔，都认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政府，在年的中旬面临崩溃的风险。用史迪威的话来说，不是中国没有军队，也不是中国的军队没有战斗力，是国民党军队的上层以及国民政府的核心，就是以蒋介石及其亲信为代表的一小撮人不行。于是就出现了非常著名的史迪威事件，罗斯福签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要求蒋介石把中国军队在华盟国军事力量，包括中国国民政府、共产党的，统统转交给一位外国将领史迪威来指挥。

　　史迪威打电报回去的时候，他认为共产党的指挥管理控制和军队战斗力都不用担心，他们唯一的缺点是武器差，因为国民党拒绝把美国援助给中国的武器装备去分给共产党。

　　由此，以史迪威为代表的这部分美国人，就跟功德林的招生办主任、运输大队长、擅长于微操的常凯申发生了矛盾。当时双方的摩擦是，蒋介石可以满足美方的一切要求，但是，美方不能动摇他在中国的地位。而蒋介石对于军队的绝对控制保障了他的地位。美方不能动这一条，其他都好说。

　　为了避免中国崩溃，调解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到中国来。当时罗斯福假设，史迪威跟蒋介石他们所代表的两派力量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冲突，但这两个人性格不合。史迪威是专业军官，性格比较耿直，不懂得政治，鄙视不能打的。史迪威的强势得到了马歇尔的支持，而马歇尔又对罗斯福非常有影响。9月6日，在赫尔利到达重庆没多久，双方又围绕在缅甸战场的局势问题吵了起来。史迪威希望派精锐的美械师去打通缅印公路，而蒋介石希望避免过度损耗保持兵力。

吵起来后，史迪威发信要求罗斯福为他做主。在马歇尔的支持下，9月19日，罗斯福写了一份电报交给了史迪威，大概的意思是，坚持要求蒋介石继续执行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如果不执行，这会威胁到驼峰的空中航线。如果不执行，蒋介石本人必须接受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然后敦促蒋介石任命史迪威毫无约束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如果再事拖延，为挽救中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这份电报当面骂了蒋介石一顿。史迪威很不厚道，还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然后当着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和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把这份电报交给了蒋介石。事后史迪威在日记里记录这次重大胜利的时候写道：“我狠狠地踢了这个‘花生米’一脚。”

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史迪威，在和蒋介石关系破裂后，被罗斯福调任回国

　　但运输大队长虽然军事斗争能力不行，宫斗和权谋还是很在行的。蒋介石捏准美国人在中国除了他以外，没有合适的代理人人选。因为有苏联在，共产党被优先排除在外，而国民党这边没有任何人能取代蒋介石的位置。因此美国“最好的代理人”成了常凯申同学最大的战略筹码。

　　然后蒋介石向美方表示他不干了。这时，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罗斯福总统的“钦差大臣”，赫尔利为了把史迪威赶走，继而让自己上位，他几乎无原则地站在了蒋介石那边，把蒋介石的主张向罗斯福进行转述。罗斯福信任赫尔利，而赫尔利也知道罗斯福对于中国的需求。赫尔利把一道选择题放在罗斯福面前，告诉他，蒋介石和史迪威挑一个。赫尔利建议他挑蒋介石，不然中国就要崩溃。

　　而边上的马歇尔认为，只要罗斯福继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会收回成命，继续让史迪威在那边做。考虑了半天，最后罗斯福认为，比起地方的实力派，包括李济深、龙云、白崇禧，还是蒋介石更合适。更重要的是，罗斯福并不亲共，也并不希望共产党从中获益。当然，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正面进攻，也增加了撤换蒋介石的风险，而罗斯福不想负担这个风险。

　　于是在史迪威事件当中，最终罗斯福作出了让步，同意撤换史迪威。但这个撤换过程还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赫尔利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比如要求把豫湘桂作战失败的责任归结于史迪威的瞎指挥。

　　但其实年的豫湘桂大溃败，本质上是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能所导致的。不过精于为自己找借口的国民党官员在报告里指出，是史迪威把精锐的部队调去打缅甸了，而“国军”正好处于虚弱期。在台湾出的纪录片里就有一句话，说当时“国军”处于所谓“旧力已失，新力未生”的阶段，结果被日本人打崩了。当然，汤恩伯几十万军队被日本几万人直接给打趴下的这种细节就不多讲了。

年的豫湘桂大溃败，本质上是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能所导致的

　　这份报告居然就被转交给了华盛顿，而且赫尔利在前面加了一段评语。他重新阐释了罗斯福给自己的指示，然后加了一条结论：“我在这里研究形势后确信，没有一个中国领袖能像蒋介石那样提供如此之好的与您合作的基础。在我所知的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蒋介石那样多的担任这个职务的素质。”简单来说，这是条“好狗”，错过这家就没有了。为了他，赶紧把史迪威召回比较好。史迪威对美国的价值，远远达不到蒋的作用。罗斯福同意了。这件事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关系产生了间接影响，共产党人看到了一种态度，赫尔利的个人动作不仅仅代表个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美国的态度。

　　当然这件事情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结果，一个美国的四星上将被一个所谓的盟国给赶走了，这在舆论界并不是完全有利的。因为对于这件事情内幕探究，史迪威是有策略的。在被召回之前，他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驻重庆的一些美国记者，他们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系列的报道，描述了老蒋如何专政、腐败、抗战无能，以及在权谋当中的富有经验。这些报道让美国舆论形成了一个对蒋介石非常负面的印象，这个负面的印象对于后来的时代发展有影响。

　　史迪威被撤回后，赫尔利开始担任调停国共双方关系的角色，他对中国和国共关系的模糊认知，在后来令他栽了大跟头。赫尔利在去中国之前，先去苏联见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据说莫洛托夫对赫尔利说：“中国有些人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这只是对他们经济状况不满的表达方式，当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时，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

　　赫尔利调停的时候，就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他本身不了解中国，不懂汉语，不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既不懂国民党，也不懂共产党，更不了解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在赫尔利的知识范围里，当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里的共产党（